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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涉疫矛盾糾紛，是湖北省疫后重振面臨的新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努力將矛盾化解在基層。

“針對涉疫矛盾糾紛特點，應當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充分發揮多元解紛機制作用，引導當事人和解協商、共擔風險、共渡難關，從而實現定分止爭，加快修復因疫情受損的經濟社會關系。”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游勸榮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涉疫糾紛化解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相關

歷史經驗表明，大災大疫之后可能會有矛盾糾紛出現。

游勸榮認為，湖北是疫情最嚴重省份，也是涉疫矛盾糾紛最為復雜、最為集中的地區，“疫后綜合征”如果化解不好，就會影響“六穩”“六保”工作成效，就會拖經濟社會發展的后腿。

游勸榮介紹說，從目前情況看，湖北省內因疫情引發的法律糾紛類型主要集中于合同履行、勞動爭議、房屋租賃、民間借貸等領域。

“這類糾紛的妥善解決與復工復產復市緊密相關，引入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組織等社會力量開展多元解紛，可以更精準地把握市場主體需求、市場發展趨勢，更容易達成不同利益之間的平衡，實現企業市場多贏和共贏。”游勸榮說。

當前，社會矛盾不斷顯現并以案件形式大量涌入司法渠道，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數量呈爆發式增長，這是我國社會治理面臨的重大挑戰和嚴峻考驗。“社會矛盾糾紛的性質、形式、對抗程度不同，解決糾紛的手段、方式也必然是多元對應的。”游勸榮說。

游勸榮認為，從彰顯民主政治看，國家引導各種社會力量有序參與矛盾糾紛解決，有利于實現共建共治共享；從國家治理經驗看，司法訴訟不是解決矛盾糾紛的唯一手段，有時也不是最好的手段；從矛盾糾紛特點看，新時代很多糾紛涉及利益平衡問題，通過協商解決糾紛，可以更好地維系經濟社會秩序、更多地增強社會寬容。

在游勸榮看來，不少涉疫矛盾糾紛屬于不可抗力造成，應當堅持協商為主、調解優先，將矛盾糾紛解決在訴訟之外。

轉變思路 推進多元解紛機制優化升級

游勸榮認為，多元解紛機制具有對話性、協商性、靈活性等特質，更能實現情、理、法的有效融合，有利于引導人們理性表達訴求、妥善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近年來，湖北法院通過選派法官駐網格、設立法官工作室，在訴訟服務中心設立人民調解室、律師工作室，主動與交管、衛生、消協、保險等部門及基層組織對接等方式，聯調聯動化解矛盾糾紛，主動融入基層社會治理大格局，并大力推行“分調裁審”機制，提供在線解紛“零距離”司法服務，打造多元解紛快車道。

在談到多元解紛機制發展方向時，游勸榮認為，過去習慣于將人民調解、行業調解、律師調解等各類調解資源匯聚到人民法院，由法院主導形成一站式、多元化的糾紛化解平臺。但實踐證明，這種由法院主導的多元解紛模式并不能扭轉案件大幅增長的趨勢，單純依靠訴訟解決糾紛不僅產生訴累，花費巨大，還會導致訴訟遲延。

“單單由法院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感到很難從全局角度統籌，也不利于基層社會治理水平提升。”游勸榮說，應及時調整工作思路，爭取由黨委政府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等多種社會資源，綜合運用調解、仲裁、訴訟等多種方式和手段，讓法院真正回歸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職能定位上來。

去年以來，湖北高院緊密結合最高人民法院部署的“兩個一站式”建設，提出“黨委領導、政府支持、部門主導、司法行政部門管理、法院對接”的思路，積極探索“走出去”的多元解紛模式，并在全省法院全面推行。

游勸榮介紹，當地黨委政府將咸寧市人民調解中心明確為公益類事業單位，并將中心運行、人員聘用、辦案補貼等所需費用納入財政預算，確保了中心平穩運行。

最大限度將涉疫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

“針對涉疫矛盾糾紛的多元化解，湖北法院將重點從依法審理涉疫情案件、積極爭取黨委政府支持、加快構建多元解紛電子平臺三方面發力。”游勸榮說。

根據案件實際情況，湖北法院將準確適用法律，平衡各方利益，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與此同時，湖北法院將積極爭取黨委政府支持，完善矛盾糾紛源頭預防、排查預警、多元化解機制，運用法治手段穩妥化解“疫后綜合征”。

湖北法院還將抓住民事訴訟程序繁簡分流改革在武漢試點的有利契機，優化司法確認程序，加快構建多元解紛電子平臺，促進多元解紛機制在程序、方式上的銜接與協同，努力創造出多元解紛的湖北經驗、湖北模式，為加快推動湖北疫后重振和高質量發展貢獻司法力量。

“全省法院將堅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涉疫矛盾糾紛化解，緊緊圍繞‘全力以赴維護社會穩定、千方百計服務復工復產’的目標要求，加強對涉疫矛盾糾紛發展趨勢、階段特征和變化規律的分析研判，全面摸排、靠前調處、積極化解各類涉疫矛盾糾紛，最大限度把涉疫糾紛調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層。”游勸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