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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案多人少”的問題，提高法院審判效率，改革者相繼推出了民事小額訴訟程序和刑事速裁程序，試圖對那些輕微案件作出快速處理。但是，“案多人少”、案件積壓的問題依然困擾著各地法院，很多法院的審判工作也面臨著難以應付的局面。面對由員額制推行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我們究竟應如何加以應對呢？

經過三年的探索和努力之后，各地法院大體完成了第一階段法官員額制的改革。目前，全國各級法院已有近12萬法官脫穎而出，榮幸地成為享有獨立審判權的入額法官。相對于改革前全國法官21萬余人的規模而言，改革后減少了一半左右。但是，法院受理的案件數量不僅沒有下降，反而逐年上升。特別隨著立案登記制的推行，以及庭審實質化改革的展開，法院整體審理案件數量還出現了迅猛增長，而法院適用普通程序審理案件的結案周期也得到了延長。為應對“案多人少”的問題，提高法院審判效率，改革者相繼推出了民事小額訴訟程序和刑事速裁程序，試圖對那些輕微案件作出快速處理。但是，“案多人少”、案件積壓的問題依然困擾著各地法院，很多法院的審判工作也面臨著難以應付的局面。面對由員額制推行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我們究竟應如何加以應對呢？

首先，我國應當全面反思法官員額的設定標準，為今后對入額法官的動態調整確立科學的標準。目前，絕大多數地方法院都是在中央政法專項編制的39%以內確定法官的員額。但也有一些地方在全省范圍內不突破39%限額的前提下，對不同地區法院的入額法官進行適度調整，以兼顧不同地區法院的不同情況。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地方法院開始探索根據法院全年受理案件數量和單個法官年度最高辦案數來確定法官員額的制度，并取得了積極的效果。筆者認為，未來以省市區為單位，在不突破39%總體限額的前提下，可以考慮建立法院全年受理案件數量的動態評估，并對單個法官的年度工作量作出科學設定，在此基礎上對下一年度的法官員額進行必要的動態調整。這既可以避免因為審判壓力過大，而造成法官疲于奔命和不堪應付的問題，也可以防止個別地方法官人浮于事的現象發生。

其次，我們應當以改革的思維，重新考慮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的集中管理問題。目前，各地法院院長、副院長、庭長甚至大部分副庭長都進入了法官員額。甚至那些擔任審判委員會委員職務的非業務部門主管人員也成為入額法官。但是，這些人士一方面擔負著法院司法行政管理工作，另一方面還要承擔不低于普通法官工作量一半的任務，這確實帶來了無法兼顧、捉襟見肘的問題。一些地方法院目前正在探索取消審判業務庭的改革，使得庭長、副庭長被從司法行政管理的職能中解脫出來，全身心地投入到審判工作之中。同時，這些法院還在探索司法行政事務的集中管理，建立諸如司法政務、審判管理、司法裝備等專門辦公室，使得司法行政事務得到集中化和專門化的管理，而對審判業務則實行真正的扁平化管理。對于這類改革探索，我們應給予高度關注，進行科學評估，必要時將其中合理的改革舉措上升為普遍的制度安排。筆者認為，要保證員額制的順利推行，從長遠來看，逐步弱化審判業務庭的司法行政管理職能，在條件成熟時逐步取消審判業務庭的建制，使得庭長、副庭長從司法行政事務的重壓下解放出來，全力投入審判之中，這或許是一條必要而可行的改革之路。與此同時，在實行司法行政事務集中管理的前提下，設置一兩名負責司法行政管理的副院長，使其不再進入法官員額，而專門協助院長從事司法行政管理工作。這也是一條可以考慮的改革思路。

再次，我們應當考慮在法官審判團隊中增加法官助理的設置。經驗表明，唯有為入額法官合理配置一個審判團隊，使其獲得法官助理、書記員、司法警察等輔助人員的配合，才能使法官從沉重的事務性工作中解放出來，專門負責提高審判質量，提交優質的裁判文書，將案件進行精心打磨，做成一個又一個精品案件。目前，各地法院要求為入額法官配備1名法官助理和1名書記員，但也有不少法院在此方面面臨重重阻力，工作進展較為緩慢。在筆者看來，法官助理是法官的專業助手，可以為法官分擔大量審判輔助性工作，書記員也可以從事大量繁瑣的審判事務性工作，法官必須至少有1名法官助理和1名書記員，這是最基本的配置。一些有條件的地方法院甚至為法官配備了3名法官助理，并配備了專門的法庭和專門的司法警察。考慮到目前的司法現狀，假如短時間內難以做到多名專職法官助理的配置的話，可以借鑒有些國家和地區的做法，給入額法官提供一定的經費，允許其從優秀大學法科畢業生中遴選臨時法官助理，根據案件量的多少來確定這類臨時法官助理的人數。這既有助于解決法官組建合理審判團隊的問題，也可以為未來的司法工作培養一大批后備人才。

再其次，我們應當認真考慮如何確定合議制的適用范圍問題。合議庭是我國法院的基本審判組織，合議制是貫徹民主集中制、體現集體決策原則的審判制度。但長期以來，合議制在實踐中也存在“合而不議”、“形合實獨”的問題，其審判職能不僅為承辦法官所取代，而且帶來司法資源的浪費問題。在員額制推行之后，入額法官的人數有了明顯減少，再將大多數案件交由合議庭進行審判，就顯得非常不合情理了。隨著司法責任制的推行，院庭長審批案件和簽署裁判文書的制度逐步走入歷史，法官的獨立審判權得到充分的保障；而根據“讓裁判者負責”的原則，法官將承擔較為嚴格的審判責任，對那些確屬因違法審判造成嚴重后果的案件，法官也受到“終身問責”。可以說，員額制的推行，為我們限制員額制的適用范圍提供了必要性，而司法責任制的實施，則為擴大獨任法官的適用范圍創造了可行性。筆者認為，未來基層法院適用合議庭的案件應被限定為“重大”、“復雜”、“疑難”的案件，大體上與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范圍保持一致。未來中級法院負責審理的二審案件，只要原一審判決是由獨任法官作出的，則一律由獨任法官進行二審審判。與此同時，在合議庭適用范圍得到適度壓縮之后，應當確立一種保證合議制“走向實質化”的改革舉措，使得合議庭成員公布共同負責審理和作出裁判，對案件實行真正的集體負責。由此才能激活合議庭的機能，避免合議制的形式化。

最后，我們應當為入額法官提供較為完善的職業保障。在入額法官實現精英化之后，我們需要考慮如何保證法官的獨立審判問題。要實現依法獨立審判，除了確立司法責任制、確保法院審級獨立、實現法院外部獨立以外，還必須為法官依法獨立履行職務建立一整套職業保障機制。例如，可以考慮在取消普通法官行政級別的前提下，徹底激活我國法官法早就設定的法官等級制度，并使得這些法官等級與工資福利和社會評價發生直接的聯系。未來法律應為十二級法官分別設立具體的工資待遇、福利保障以及其他尊榮地位，使得處于不同等級的法官、高級法官、大法官和首席大法官，根據其所承擔的審判職責的不同，在工資福利方面獲得必要而合理的差別待遇。又如，應當根據不同法官等級重新確立相應的工資福利，從而重新構建法官薪金制度。鑒于目前法官的工資福利水平，改革法官薪金制度的核心應當是提升法官的工資福利水平。至于為法官“增長工資”的幅度究竟有多大，那還要根據一系列因素來進行科學的評估和衡量。但至少，法官的平均工資福利應大大高于公務員的工資福利標準，并不低于法學教授的平均工資待遇水平。再如，為保證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有必要確立法官的職業豁免權，避免其受到不必要和無根據的責任追究，從而為其依法獨立審判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對于法官審判責任的追究，不應當“唯結果論”，而應追究法官的“違法審判責任”，就是以違反程序法和實體法為前提來追究其法律責任。與此同時，對于嚴重違背法律職業倫理規范、敗壞法官聲譽的行為，也應納入法官責任追究的體系中來，使得法官責任追究發揮維護法官綱紀、清除害群之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