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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涉及假冒中美合資上海吉利有限公司“飛鷹”商標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分別訴至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三起案件分別審理加大訴訟成本的實踐弊端，促使上海浦東法院于1996年在全國率先嘗試知識產權“三合一”審判，并由此拉開了人民法院對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改革探索的序幕。  

    2012年，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讓司法成為護衛民族創新力量的保護傘，成為了新時期人民法院肩負的重要歷史使命。 

    創新是發展的第一驅動力。從世界知識產權制度的起源和發展來看，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熱情。沒有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創新熱情就會被山寨扼殺。 

    2016年5月召開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明確提出，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要使我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這給人民法院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斷探索，攻堅克難，維護國家的創新能力，保衛民族的創新力量，為知識產權保護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 

    在過去的工作當中，人民法院深入貫徹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不斷適應社會發展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需求，以執法辦案為核心，以完善知識產權審判體制機制為基礎，以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為導向，改革創新，奮發有為，為我國的創新力量堅守著最后一道司法防線。 

    審判工作成效顯著，司法保護主渠道作用更加明顯 

　　知識產權司法是知識產權保護的核心環節，直接影響著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管理和服務水平。優質高效的知識產權司法體系是知識產權強國的重要指標和核心要素之一。 

    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創新對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日益凸顯。全國法院充分發揮司法保護知識產權的機制優勢，努力營造激勵創新的公平競爭環境，司法保護知識產權主渠道的作用更加明顯。

    知識產權案件審判工作總體呈現案件數量不斷增長，案件類型全面，以及重大疑難復雜及新類型案件不斷增多的趨勢。面對知識產權案件的具體情況，人民法院創新審判指導工作方式，積極推進知識產權審判監督和指導，加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與互動，進一步提高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水平。 

    2015年3月，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研究中心，以該中心為平臺，凝聚各方面知識產權研究力量，加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與互動，不斷提高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水平。 

    201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正式設立知識產權案例指導研究（北京）基地，匯集、編撰、整理指導性案例，發揮輻射作用，推動建成全國知識產權案例指導綜合服務中心。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廣州知識產權法院設立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與市場價值研究（廣東）基地”，把賠償與市場價值掛鉤，讓侵權損害賠償充分反映和實現該知識產權的真實市場價值，最終實現激發創新活力和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目的。 

    數據顯示，近年來，全國法院新收知識產權案件數量逐年增長，其中民事知識產權案件的增長率高于其他民商事案件。案件審結數量也逐年增加，案件審結率和結案率相較上一年均有大幅上升，再審率和改判率均維持較低水平，有的地區法院還實現了年度零再審案件和零改判案件。 

    新的保護模式不斷涌現，司法保護效能進一步升級 

　　知識產權強國的司法體系必須既能夠高效解決糾紛，又能夠通過明晰法律和制定規則促進國家的創新發展，更能夠引領國際知識產權司法潮流。       2014年11月至12月，北京、廣州、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相繼設立并順利運行，實現了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制機制的重大突破。三家知識產權法院人員精干，機構簡化，全面率先推行各項司法改革措施，科學規范審判管理權和審判監督權的行使，成為司法改革的先行者。 

　　近年來，各地法院對知識產權審判工作不斷進行著積極有益的探索，涌現出一大批新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機制以及相關的體制機制，“義烏模式”、“浦東模式”等知識產權保護新模式應運而生，創造了一系列可推廣、可復制的有益經驗，積極將人民法院打造為當事人信賴的國際知識產權爭端解決的“優選地”。 

　　啟用技術調查官參與訴訟活動，輔助查明技術事實的技術調查官制度是人民法院2015年的亮點工作，通過技術事實查明，使案件審理的中立性、客觀性和科學性進一步提高。 

　　自1996年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開展“三合一”改革試點工作以來，經過20年的不斷探索發展，人民法院知識產權“三合一”審判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截至目前，全國法院共有6個高級人民法院、95個中級法院和104個基層法院先后開展了試點工作。試點法院審判組織更加優化，管轄制度更加完善，與公安、檢察機關之間的溝通協調更加順暢，進一步提高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綜合效能。 

　　知識產權糾紛多元解決機制不斷創新發展，以浙江法院為代表，出現了“余杭模式”、“義烏模式”、“寧波模式”等三大模式，在強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主導作用的同時，打造專業的第三方獨立公益平臺，著力探索多元化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機制。真正發揮知識產權社會民間調解作為社會糾紛自凈機制的作用，彰顯了司法作為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主導地位。 

　　精品案例廣受好評，司法保護取得實質性社會效果 

　　2016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喬丹”商標爭議行政糾紛系列案，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元擔任審判長。本次庭審受到了國內外新聞媒體以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人民網等20余家中外媒體記者全程旁聽案件審理并進行現場報道，中國法院網、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新浪網法院頻道對庭審進行了全程直播。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駐華使節以及美國全國商會代表也旁聽了庭審。 

　　庭審結束后，旁聽人員紛紛表示這次庭審進一步展示了中國法院公開透明、公正司法的良好形象，對于充分發揮司法保護主導作用，擴大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國際影響，均具有重要意義。 

　　類似于“喬丹案”這樣倍受社會關注的重大、疑難類知識產權案件還有很多。瓊瑤訴于正抄襲案的審結，在社會各界更是掀起了一陣輿論浪潮。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電影文學學會秘書長王浙濱表示，這一案件是知識產權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78頁的判決書，我讀了兩遍，毫不夸張地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文理如此相融的判決書。”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汪海林曾公開表示，在該案件的判決中，看到了法院對專業的高度尊重，瓊瑤本人也通過律師發來感謝信稱，她對內地的司法環境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充滿信心。 

　　在強調案件判決的同時，人民法院也十分重視訴訟調解對于促進知識產權轉化運用、規范市場競爭的功能。如正泰集團訴施耐德公司專利侵權糾紛案，是迄今國外跨國公司對中國企業侵權的最高標的額賠償案，承辦法官充分發揮司法智慧，耐心調解，促使當事人達成了補償額達1.575億元的全球和解協議，化解了雙方在國際國內長期存在的知識產權爭議，創造了良性競爭、合作共贏的市場環境。 　　這一系列精品案例的打造，通過司法裁判明確了法律標準和行為準則，彰顯了司法的公信和權威，充分體現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導向，激勵了創新熱情，有效維護了良性競爭的市場秩序，使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司法在維護創新、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效能，取得了實質性的社會效果。